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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以上海为核心的大规模清党行动。与此同时，张静江等八位国民党元老也在同一天前往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联席会议。

【1、4月12日：宁汉合流的起点】

针对汪精卫在武汉建立的政权，与会者达成共识，决定在南京组建新政府，由蒋介石和胡汉民共同领导。

中央执监委员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会议。

张静江持续推动宁汉双方的联合进程，通过南京中央监察委员会向汪精卫发出电报，邀请其赴宁共商要事。

张静江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向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宋子文等国民党核心成员发出赴南京出席政治会议的紧急电报。此举实质上是对汪精卫在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扶持下建立的武汉政权提出质疑，彰显了江浙沪金融势力及蒋介石、张静江等党内元老对武汉政府的否定态度。

在获得江浙沪财团支持的同时，蒋介石也得到了英、美、日、法等在华具有重要利益的国家支持。随即，他迅速与共产党决裂，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对手。

南京于4月15日成立新的国民政府，这一举动标志着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决裂。这一政治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四一二"事变所引发的直接后果。

为应对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双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建立一个最高权力机构来实施管控。

由于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和蔡元培在南京等待了三个小时仍未见人，张静江在致电汪精卫等人的消息中提到，原定的大会被取消，改为举行一次谈话会。

然而16日当天，参会人数仍未达标，讨论会不得不延期。次日，在胡汉民的倡议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得以召开。会议推举胡汉民担任主席，同时指定张静江等十人组成中央组织委员会。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这一重要决定由蒋介石与胡汉民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在典礼上，先前遭国民党排挤的资深党员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秘书长一职由钮永键担任，而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后，上海、浙江等地陆续组建了分会机构。其中，浙江省率先完成分会设置，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马叙伦主政民政事务，蒋介石执掌军事要务，财政工作交由陈其采处理，蒋梦麟主管教育领域，周佩箴负责土地管理，程振钧承担建设任务，司法部门由阮荀伯领导，朱家骅则专司农工事务。

浙江省分会在此阶段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未来在该省建立政府机构的筹备平台。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原驻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转移至南京。为整合各方势力，南京政府提拔了多位国民党右翼人士及北洋系政客担任要职，其中包括任命伍朝枢执掌外交部，王宠惠主管司法部，以及委任黄郛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2、张静江的“杀手锏”】

汪精卫在武汉政权期间，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迅速采取行动。他主持召开会议，决议撤销蒋介石的党籍，并公开表示要追究其责任。然而，这一系列举动并未得到南京方面的回应，蒋介石选择了保持沉默和观望的姿态。

汪精卫面临严峻挑战，其依赖的苏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罗易在武汉对后续策略态度模糊，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显得犹豫不决。此外，汪精卫原本计划借助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唐生智在河南的胜利，与冯玉祥联手在东南地区与蒋介石展开决战。

冯玉祥对汪精卫缺乏信任，拒绝与其结盟。在蒋介石承诺每月拨付250万军费后，他决定与蒋联手，并向汪精卫发电，催促其"尽快决策"与南京方面协同作战。彼时汪精卫在武汉面临严峻考验：物资匮乏导致工厂停产，物价飙升，财政状况濒临崩溃，这成为他最棘手的难题。

作为商界出身的张静江敏锐地察觉到，汪精卫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财政领域的困境。

通过在上海布设的情报网络，他获悉上海远东银行正充当着苏联援助武汉的财政渠道。当时斯大林已承诺支持汪精卫政权，并计划通过该银行向武汉提供300万到500万资金，旨在"防止武汉倒向南京方面"。

1927年7月16日，为阻断远东银行向苏俄提供资金援助的渠道，张静江紧急从上海向南京发送了一份电报。

致蒋总司令介石、外交部长伍梯云：

为确保武汉金融系统安全，建议梯兄立即与上海远东银行沟通，要求其停止对苏俄的资金支持。此举可有效防范潜在风险，望尽快协商处理并回复结果。

蒋介石收到张静江从上海发来的急电后，立即予以高度重视。这份同时抄送外交部长伍朝枢的电报，提议切断对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金融支持渠道。蒋认为这一策略能迅速瓦解汪派的经济基础，比单纯依赖军事手段更为有效。当时，蒋过度依赖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已引发舆论的广泛质疑。

张静江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经济谈判的策略，让汪精卫陷入了困境，甚至感到无计可施。这种经济封锁手段效果显著，使汪精卫深切体会到孤立无援的危机感。

在蒋介石对汪精卫实施经济封锁后，武汉国民政府陷入物资短缺的困境。随着宋子文转投蒋介石阵营，江浙财团的支持也完全中断。这一系列变故引发了"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使武汉政府面临内外压力。在此背景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明确表态要"制止一切违背本党理念的言行"。至此，汪精卫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终结。

汪精卫最终与蒋介石持相同立场，认同共产党存在独立政治目标。在武汉，汪精卫启动了清党行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于3日启程离华，而鲍罗廷则在本月27日结束在华使命。

【3、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策略】

政治局势的剧变加速了宁汉双方的融合进程，两股势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统一迈进。

1927年，张静江与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上海共同创立了劳动大学，随后又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组建了中央研究院。同年6月17日，作为浙江省政治分会主席的张静江，为缓解阶级矛盾并减轻农民负担，率先在浙江推行了降低佃农地租25%的政策，这一措施被广泛称为"二五减租法"。

尽管身患残疾，他仍投身于浙赣、浙皖铁路的勘察工作，与浙江建设厅共同推进项目。在政治层面，他于6月19日这一关键日期，协同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烈钧、蔡元培、李宗仁及白崇禧等人前往徐州，与冯玉祥展开重要谈判。

1927年8月13日，就在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逐渐走向统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上海意外发布《辞职宣言》，这一举动引发了轩然大波。

1927年下半年，局势对蒋介石愈发不利。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方面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逐渐走近，政治上的孤立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军事方面徐州战役的惨败更是让蒋遭受沉重打击。这些不利因素在其发表《辞职宣言》前持续发酵。

随着唐生智率领武汉军队持续向东推进，军事压力不断加剧…

蒋的辞职决定主要基于这些因素。

作为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的地位毋庸置疑。通过相关史料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中的政治轨迹——无论是权力角逐还是隐退下野，始终围绕着"权力"这一核心主题展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当晚返回迈多西爱路陈洁如住所时，恰逢张静江来访。两人就应对汪精卫的策略展开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这段交流颇具深意。

当晚，张静江见到蒋介石时直言不讳："依我看，汪精卫对你这位掌握军权的总司令似乎心存疑虑。"

张静江的提醒立即触动了蒋介石的神经，他坦言道："此事一直是我心头之患。"

蒋介石立即收到了张静江坦率的建议："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我认为您应该转向幕后工作。"

张静江那番话让蒋介石略显惊讶，但他仍以"导师"和"革命圣人"的身份对蒋说道：

要达成目标，采取迂回策略更为明智。首先需要安抚汪精卫的情绪，随后推动他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这才是最理想的方案。

张静江的建议让蒋介石不禁感叹道："确实不容易..."

张静江劝解道："这事其实不难办。汪精卫最担心的，不就是你掌控的几十万军队吗？要想让他安心...你得主动表示诚意才行..."

面对困境，蒋介石向张学良坦言："我该如何表现才能让他信服？这种情况下又该采取什么姿态？"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两难处境。

蒋被张静江建议道："不妨由你率先发表通电，号召国民革命军全体将领支持汪精卫。"

"妙啊！..."蒋介石恍然大悟，双掌猛地拍向桌面，难掩兴奋地喊道："这步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经过张静江一夜的劝说，蒋介石次日便起草了一份通电，敦促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听从中央指挥，拥护汪精卫领导，随后迅速向外界发布。

【4、以退为进的奥妙】

短短四个月后，8月13日，蒋介石便对外宣布辞职。这一举动让人不禁联想到张静江此前传授给他的政治智慧——"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及那句"你需要先做出姿态..."的教导。

短短数月间，蒋介石便从辞任到重新掌权，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玄机。

随着蒋介石宣布辞去职务，张静江立即与其共同行动，随即联合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等资深政要，集体从南京启程返回上海。

何应钦接替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这位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就此走马上任。

卸任后的蒋介石频繁游历山水名胜，尤其钟爱在雪窦寺聆听太虚大师的佛法讲座。在悠扬的梵音与皎洁的月光下，他过上了太虚诗中所述的"明月为千古知己，中秋乃毕生难忘"的隐居生活。

完成家乡的探访后，蒋介石为巩固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随即启程前往日本进行访问。

在蒋介石辞去职务期间，张静江也暂时淡出政坛，然而他并未完全脱离政治活动。实际上，他正积极为蒋介石未来的复出铺路。这些准备工作涉及广泛，从经营人脉关系、为蒋进行舆论造势，到参与各派系为政治竞争组织的各类会议，无一不是为蒋介石日后的东山再起而精心筹划。

1927年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各类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角逐。国民党内部派系、地方军阀、外国在华势力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在政治舞台上频繁交锋，局势错综复杂。面对多方势力的博弈，张静江以其政治智慧在其中周旋调停。

9月10日，张静江位于武定路鸿庆里的住所内，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们齐聚一堂，就即将举行的南京、武汉、上海三地国民党高层会谈进行预备磋商。

在上海寓所内，他向到访的中监委员们详细剖析了与会者的心理动态。这场三方会谈旨在调和不同派系在联席会议上的分歧。

在孙中山去世后，政治局势异常复杂。西山会议派的极右翼人士从汪精卫阵营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代表的桂系与武汉国民政府军的唐生智之间也存在显著矛盾。各方势力交织，形成了极其错综的局面。

【5、以退为进，如何“进”？】

随着蒋介石的离去，各方势力在会议上的明争暗斗持续不断。这些复杂局面需要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亲自参与，他既要观察局势，又要在各方之间斡旋妥协，同时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斗争。

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会谈。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21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包括伍朝枢、李烈钧、叶楚伧、程潜、褚民谊、邹鲁、张继、于右任、李宗仁、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

在协商会议上，谭延闿被一致推举为会议主席。次日，即12日，来自南京、武汉和上海的代表团就党务工作、国民政府相关事宜以及统一宣言这三项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经过三天的磋商，沪宁代表与汉方立场对立，使武汉政府陷入困境。会议最终达成三项决议。

宁沪方面明确表态，反对以三届四中全会名义召集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张静江此前在致汪精卫夫妇的电报中已强调，任何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会议均属非法。此次决议彻底否定汪精卫此前主持的所有会议，导致三届四中全会实际上被取消。

宁沪双方明确表态，与中共关系密切者不得进入中央党部。徐谦、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此次决议中被特别点名，禁止其进入中央机构。

会上，孙科提议组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要求汪精卫主动辞去职务以示负责。

1927年8月15日，宁、汉、沪三地的国民党代表在结束上海会谈后，集体前往南京。

尽管健康状况一直欠佳，张静江仍然与21名代表一同前往南京。16日，他出席了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临时会议，会上通过了孙科关于组建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提议。

作为临时设立的中央权力机构，特别委员会由来自宁、汉、沪三地的32名委员共同组成。

在32人委员名单中，张静江作为蒋介石阵营的代表获得提名。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已辞去职务的蒋介石本人也被纳入其中。

当时，孙科、程潜和谭延闿等人已从支持汪精卫的武汉阵营转向了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派系。他们通过暗中操作，成功瓦解了汪精卫自诩的“正统”中央地位。

在32人组成的核心圈层中，武汉派系代表汪精卫已处于弱势地位，实际权力被南京和上海两派掌控。面对这一不利局面，汪精卫与陈公博等人选择缺席南京会议。在9月13日谈话会结束后，汪精卫不得不宣布下野，随即开启其第六次海外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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